人上了年纪，时间更过得格外快。屈指一算，母亲已经去世十年了。
对于母亲最初的记忆，同饥荒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四十多年前的那个严冬，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——农村俗称作粮食关的，全中国有无数人没能闻过这一关。每到晚上，难挨的饥饿就会折腾得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母亲遍寻了三间透风漏雨的小屋，也找不出一点可吃之物。那个年月，真是饿得死老鼠啊。没有什么能够战胜一位母亲，贫穷同样不能。母亲终于在墙角搜到一只坛子，坛子里正在腌着冬腊菜。她掏出一小随来给我，腊菜还是生的，没经过任何精盐麻油的调制，但饥饿过滤了它的咸涩和青草气，让我在香脆的满足中做了一夜美梦。此后每夜，我都会在这种香脆中沉沉睡去。那个极冷极匮乏的冬天，一坛子冬腊菜度了我一条命。
这段记忆拉开了母亲一生艰辛的序幕。母亲年轻时还裹着小脚，后来虽然赦了脚，但脚趾和脚掌已被裹得变了形，再也无法恢复了。但由于生计所迫，母亲长年要迈着两只骨趾伶仃的小脚，挑着杂货担做小买卖，早上鸡叫就出门，天黑才能回家。家里粮食少，做的饭不够一家人吃，母亲就让父亲和我们先吃，自己将就吃点剩的。母亲的胃病，这个时候就有了苗头。无论生活多么艰辛，母亲总是千方百计地让我们兄妹都读书上学。母亲一生有6个儿女，我最小，我们兄妹六个多少都是念过书的。
人民公社时期，由于受做过国民党军官的伯父牵连，加之家中人多劳力少，我家在生产队里自然也是末等社员，劳动时要看别人的脸色，分粮食的时候要等别的人家都分完了，我们家才能把场地上带有灰土和草屑的瘪稻子撮一点回家。当时在我们家乡水草丰茂，随处可见广阔的池塘，很多人家都养鸭子和鹅。别人家的孩子放鹅时，偶尔因为贪玩让鹅吃了生产队的庄稼，让大人吼两旬就没事了，可我们家不行。我们是末等社员，我们家的鹅时刻都要与生产队的庄稼地保持一定的距离。有一次一个队委家的孩子放鹅吃了几棵秧苗，我和姐姐赶着鹅走在后边，生产队的韩队长就一定说是我家的鹅干的，把一只鹅腿打折了。回家后母亲就用细细的竹枝狠狠地抽打我们，邻家的孩子替我们喊冤，说我没有贪玩，我家的鹅也没有吃秧苗，只是“独眼龙”看走了眼。我本以为这样可以减轻我的罪责，可没想到母亲听后反而更加用力地抽打我，在我大声哭号和挣扎的，也听到了母亲的抽泣，着到了母亲满脸的泪水。我当时真的很怨恨母亲，我甚至认为在母亲的心中，我还没有一只鹅重要。
长大后我慢慢了解了要强的母亲当时心里的痛苦和屈辱，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始终有苦涩的味道。我依然在怨恨母亲吗?无疑母亲给我的慈爱远远多于这次责罚，可是为什么我一想起这件事情就充满屈辱和不平，甚至仍然会激动起来呢?当年耀武扬威的韩队长如今老了，在我家门口的菜市场以卖菜为生。一天他去晚了，摊位给别人占去，他就在角落里摆了个小菜摊，人半跪在那里。妻子去买菜看见了，很不忍心，就拿了把椅子给他坐。我大吼了妻子一顿，她惊异地看着我。妻异常善良，我也从不与人为难，她不明白我为什么为一把椅子大发脾气。可是之后我心里也不好受——我成功地报复了吗?当初欺压侮辱我们的人，现在残年多病，晚景凄凉，而我们过着比他好得多的生活。后来我跟妻子说，以后看见他卖菜，就多照顾他的生意，拿把椅子给他。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心里的滋味很复杂。
由于长期的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，母亲四十多岁就患上了肺心病、胃溃疡，但她仍然支撑着病弱的身体，日复一日的操持家务，抚养儿女。后来我们兄妹相继参加了工作，家境有了很大好转，但母亲已经再也劳作不动了，而要在药物的帮助下维系生命。她的身体已经对药物产生了完全的依赖，每天像吃饭一样准时地吃强心药、咳喘药、胃药，一种药吃到没有效果了，再换另一种。母亲一生没有享过口福——年轻时温饱不继，老了，吃的最多的却是苦的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