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父亲的作坊建在村西杨树林的边上，孤零零一座砖瓦平房。印象中自己屈指可数的几次去父亲的作坊，都在夜里。进了作坊，机器的轰鸣声瞬间将我包裹，猛烈地撞击着耳朵和胸腔，世界突然喧哗，也突然温暖。作坊的光线很弱，昏黄的电灯泡上蒙了一层厚厚的油脂。我看见了父亲的背影，佝偻着，光着上身，淋漓的汗一道道流过脊背。父亲正在炒子。父亲说，榨油的关键是炒子，火候必须恰到好处。父亲两手紧握一把木铲，在硕大的炒锅里上下翻飞，一锅油菜子流动、翻转，作坊里填满了热腾腾的油菜子的香。
我叫父亲，他没有听见。我把机器停了，作坊刹那安静。父亲挥舞的双手不动了。你来干什么！父亲转过身，冲我吼道。罗校长说要保送我。我说。父亲蹲下身子，盯着我，罗子军说的？我点头。
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我在睡梦中听到猪的嚎叫，惊天动地，把整个村子都弄醒了。父亲请来屠夫，把家里的猪宰了。傍晚，夕阳灿烂，村子里到处都是红通通的。父亲笑容满面，在村口迎接校长罗子军和班主任柳老师，一人手里塞了一包香烟。那天，很少喝酒的父亲喝了很多酒。
晚上，父亲没有去作坊榨油。父亲把椅子搬到“天地君亲师”牌位的正下方，端端正正地坐下，也让我把椅子搬到他的面前，坐好。父亲开始说话，一直说一直说，说到后来，父亲的眼泪出来了。那也是迄今为止我唯一见过的父亲的眼泪。
二
开榨油坊之前，父亲做过种地以外的许多事。每年冬季，村子里有固定的副业，到漉湖芦苇场“打捆”。除了“打捆”，村里各种各样的短工的队伍里都能见着父亲，有时候，活儿稍稍轻松一点儿，父亲也会带着我一起干，给我算半个工，比如到漉湖修电排、翻修村小学校舍，等等。
那年夏天,天气酷热,有人传话来,要修防洪堤，用大船运来许多卵石,正在找短工卸船。没有谁愿意去,嫌天热,活儿累，也嫌钱少。父亲去了，连着干了一个月。我每天给父亲送饭。远远地，会看到父亲挑着满满一担卵石往几十米高的防洪堤上移动，身子前倾，几乎要触到了地上。父亲看到我，把卵石倒掉以后就停在我跟前，坐下来，擦汗，喝水，吃饭。饭里面总会压着两个荷包蛋。这是母亲每顿饭都要给父亲准备的。母亲说，这活儿太重了。去挑卵石之前，父亲右肩上已经长了疔疮，开始是肿着，状如米粒，有些麻痒和轻微疼痛，父亲并没当回事，半个月过去，肿到鸡蛋大了，火一样烫，疼得厉害。父亲不听母亲的，还是去，用一个肩膀挑。往往一天下来，回到家，瘫软如泥，母亲揭开父亲的衣服，父亲左肩上的皮肤已经全部磨破了，脓血流出来，又干了，再流出来，再干，结了一层一层的痂，衣服都被粘住，得下狠劲扯才能脱下来。
两天，父亲右肩上的疔疮已经变成一个杯子大小的肉洞，里面红红黄黄，血肉模糊。父亲一直强忍着，直到一担卵石从船上卸到防洪堤上，父亲昏倒了，被送到镇医院。
父亲这样不惜性命地“找副业”，很多人都不理解，我那时也不理解，甚至怨恨父亲，因为父亲总在“找副业”，家里的农活都给了母亲和我们三兄妹。
三
父亲的作坊生意越来越好，保送的事却没有成。我去作坊把结果告诉了父亲。父亲关了机器，深埋着头坐在炒菜
子的灶台上，沉默了很久，之后抬起头来，看着我，脸色凝重地说，你一定要考上。我也迅速地很凝重地点头。
保送事件之后，父亲待在作坊里的时间更长了，甚至经常通宵达旦地干。机器的噪音锤子一样持续地敲打着父亲的身体，空气中弥漫的尘埃放肆地侵入父亲的肺，啃啮、蚕食。
深夜的乡村大地，常常突然响起父亲一阵一阵撕扯般的咳嗽，仿佛心脏都要咳出来，仿佛整个身体里的东西都要咳出来，猛烈的咳嗽声震动着寂静的夜，震动着空旷的乡村，也震动着一颗幼小而敏感的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