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三刚开学时要换许多新老师。第一堂语文课，我们都很兴奋，铃声响了，进来的是一位男老师。我看着面熟，忽然想起来，中考时他监过我们的考场。
班长喊起立，而后我们正想习惯地坐下，他突然说“同学们好！”我们一怔，旋即还礼“老师好！”声音参差不齐。
“我姓蒋，”他自我介绍道，“草头蒋。”
“蒋介石的蒋，”有的同学开始发挥想像力。
“对，就是蒋介石的‘蒋’。”他没有一点愠色，亲切感就在那时产生，而后再也未消失过。
他开始给我们分析高考形势，然后提出上语文课的要求，话题落在作文上。他要我们选出几名同学带领全班批改作文。我知道毫无悬念，我是头号种子。他宣布选举结果后，我站起来朝他点头，但不敢与他对视。我脸涨得通红，我对掌声从来就是感到惭愧。晚上我们几个到他办公室开会，他提了些要求，我必须每周写一次。我并不热情，反而有点敌对情绪。我说“我们几个轮流写吧。每次一个人负责。”我把他的要求当成了负担。他依然没有生气，只是仍要求我们都要积极参与。
第一次作文课，我心里惴惴不安，像一个队里的头号射手要在新教练面前亮出家底一样。从一首现代诗中提炼出观点进行作文。我当时心态极浮躁，但又保留着高二时激扬文字的风格，便拟题《中国的皱纹》，从华夏文明的源头写到眼下的世纪之初，不足一千字却横跨上下五千年。我自己很不满意，但想还算及格吧，我们全级的作文是统一评讲的，第二周讲评发了下来，有几篇别人的范文。蒋老师单独对我说，你作文文采不错，但内容空洞了些，我有些不以为然，象征性地点了点头。现在想来，我那篇作文的确是没有血肉的。他说“霍明栋的《中空的芦苇》写得很深刻。霍明栋是我上届的学生，文笔不错，可惜高考成绩不理想，又来复读，但写完这篇作文就去上专科了。”蒋老师满是惋惜之情。“另一篇郭璞的《只可触摸》文笔细腻，行文流畅。”郭璞是我们那届中很入世很张扬的女生，外语很好，敢和男生一起踢球，后来考上了人民大学。我当时心态极不端正，对谁都不欣赏。可是后来我常读她的那篇《只可触摸》，听她轻轻说“没有人知道奶奶从16岁到60岁心里一直不曾泯灭的梦想，更无法体味她历尽沧桑后悲凉的心情，就像我在炫目美丽的年轮上只能轻轻触摸，连流泪的资格也没有，因为她的生命是我和我的父辈榨干的呀！”我很惭愧自己当时只是空喊“树啊，你能容纳多少年轮；中国，你又能容纳多少皱纹！”我还不同意蒋老师说我内容空洞，在一次作文《感悟豪放》中影射蒋老师，说“放眼九洲，豪放难寻，难道你被大而空的帽子扣杀了吗？”现在想来那是多么愚蠢无知，而蒋老师却仍会在文后夸我极有文采。
英语老师给我们谈他的大学时代时说“我放假后到了曲师大，你们蒋老师教我打游戏——就是教你们语文的蒋老师。”我们倍感惊异，他说“你们不知道啊，我们两个是好朋友。”我们便开始想像，蒋老师那时是怎样的一个青年，打游戏吗？怎么想都无济于事，我们都无法摆脱他现在温和亲切的形象。
他曾在课堂上用半小时给我们讲当时热映的《康熙帝国》，不时带出他自己的观点，他也给我们空间，让我们用自己的视角去观察思考，我当时很喜欢看些书，但一直缺乏判断力。我读了余秋雨的散文，感觉文化色彩挺浓，有人称赞，我就学习；有人批语那是妖艳的文化口红，我又唯恐躲避不及；余秋雨自己用“君子行度”回应，不久又有一位作家批判。我是彻底迷失了。而在这时，蒋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启发，让我走出沼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