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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一那年,师娘担任我们的听力课教师。上第一堂课的时候,铃声已经响过了好一会儿,学生们齐刷刷地坐在了课桌前,老师却没来。大家开始交头接耳,班长站起来了,准备出去问一问,这时候,教室门“哐”的一声被撞开了,一颗毛蓬蓬的头带着一个瘦小的身躯飞了进来,眨眼之间,飘落在讲台前。“对不起,对不起,对不起……”身形尚未落稳,一个看起来20出头的女生便一边不住声地道歉,一边从随身背的大挎包里向外掏,教课书,笔记本,磁带,影碟,标号笔,转瞬功夫,摆了满满一桌子。东西掏完了,道歉也停下了,她一脸无辜地告诉大家“昨晚备课太兴奋了,怎么也睡不着,结果今天早晨又醒不了——”她抬手看了看腕上的卡通大表,继续说道“迟到了2分59秒,如果大家愿意,我们可以推迟下课时间,把损失补回来——”教室里响起一片嘘声,她露出满意的微笑,继续道“我知道谁也不愿意晚下课,那我就晚自习时到教室来给同学们解答疑问。再有,迟到的事谁也不许说出去,要是被教务处扣了奖金我就更睡不着觉了。各位不要逼我恶性循环。”在大家的瞠目结舌之中,师娘的第一堂听力课开始了。
那堂课准时下课,晚自习的时候她果然来了。仍然是乱蓬蓬的头发和装得鼓鼓的大挎包,挎包里掏出了为大家推荐的杂志和影碟。她说,中学时为了高考,人人都成了井底之蛙,进了大学校门眼界一定要变宽些。这话如果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,难免会引人反感,但通过这一天的接触,大家似乎很快适应了她大大咧咧、我行我素的风格,所以一挎包的东西马上就被瓜分干净了。看着大家这么捧场,她说“别忘了,‘好借好还,再借不难’啊!”说时,脸上带着孩子般狡黠的笑。大家受了她的感染,起哄地说“没—问—题!”
她几乎每天晚自习都来一遍,解答了几个学生提问,在教室里转了几圈,走了。相处久了,就有大胆的同学开始问她一些“私人问题”。对每个问题她都痛痛快快地交待。她说,她28岁,已婚,丈夫是本校中文系的老师,现在北京进修,她的家在学校的教工宿舍楼,每天晚饭后一个人没事儿到教室里转转当散步了。她的回答坦白、真实,显然过于简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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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坐在教室最末一排的座位上,远远地、若有所思地看着师娘。粗枝大叶的她正在热烈地向大家推介朱丽娅·罗伯茨的《似是故人来》。她不知道,关于她的底细,一位上两届的中文系老乡已经跟我透露得十分详细。老乡告诉我,这个小鹿老师虽然不拘小节、心直口快,课却讲得很好,加之她胸无城府、待人热情,在学生中很有人缘。不过,她能在这个校园里引人注目却是借了一个人的光。那个人就是她的老公,本校最有名气、最有魅力的青年才俊汪博含老师。据说,每次逢上她老公的课,教室里就会突然冒出许多外系“汪迷”女生。她老公每次只要稍显睿智、幽默地旁征博引一下,就会有女生在下面痴迷地感叹,那场面十分夸张。我还听老乡说,当年他们结婚的消息曾经令数名女生痛心得险些退学,她们说,不是说偶像不能结婚,而是要看他跟谁结婚。不单是那些意乱情迷的女学生,有些女教师也不理解,这么出色的一个男人怎么会选择那么普通的一个女人为妻呢?这个看上去迷迷糊糊、邋邋遢遢的小女人究竟是借了哪方神明的力量?答案迟迟没有寻得,这个幸运得遭人嫉妒的小女人已经被人醋溜溜地称为师娘了。这个称谓后来流传开来,而且几乎替代了其它所有正统的称谓。
我的那位老乡显然也是“汪迷”之一,她说,你只要看到汪老师一眼,就会被他深深吸引的。我不信,问老乡有没有汪老师的照片。没想到一提到照片,老乡立刻显得十分气恼,她说本来有一次联欢会上她和几个女生已经和汪老师合影了,可其中一个女生只给自己冲洗了一张照片,就说把底片弄丢了。“你说,她这不是明摆着要独吞吗?”老乡说的时候面孔涨得绯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