扇巴掌、打屁股、拧耳朵、打手心……这些看了就让人感觉火辣辣地疼的词，在许多家庭里却是家长用来管教孩子的方式。除了肢体暴力之外，还有许多孩子在家里承受着语言暴力和情感上的“冷暴力”。创伤性的童年经历会对人产生长久的影响，以至于“有的人要用一生来治愈童年”。
事实上，《未成年人保护》《反家庭暴力法》等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。2021年《家庭教育促进法》出台时，网友们也纷纷感慨“家长终于要‘持证上岗’了”。
，法律和现实之间仍有很大的差距。很多人认为，管教孩子是家务事，家长有权决定怎么管教自己的孩子。，虽然一些恶性的虐待儿童案件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，但在“棍棒之下出孝子”“打是亲骂是爱”的文化规范下，非暴力的教养方式仍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。
“上次是用木棍打我，把棍子都给打折了。”
一项发表于2015年的研究估计，中国0-17岁儿童中，遭受肢体虐待的发生率为26.6%、情感虐待的发生率为19.6%、性虐待的发生率为8.7%、忽视的发生率为26.0%。[1]目前，我国仍然没有关于针对儿童的暴力事件的全国性统计数据。
2014年，救助儿童会提出了“消灭针对儿童的体罚和羞辱”这一全球行动。，我们启动了“正向教养”项目，聚焦于家庭中对儿童的体罚和羞辱。
为了解中国家庭中打骂儿童的现状和原因，我们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童小军副教授合作，进行了文献回顾和访谈。在对初、高中生的访谈中，许多学生都能回想起在家中被暴力管教的经历，其中既有肢体暴力，也有语言和情感暴力
“小学之前还是小学那一阵，我妈老是打我，打屁股或者用手拍后背……有按在那儿打过。”
“上次是用木棍打我，把棍子都给打折了。”
“爸爸就让我在柜子那里罚站，站了一下午。”
“用晾衣竿打。”
“我爸到院子里把游戏机放在地上，用我的手握着锤子把游戏机砸碎了。”
“我爸就会先选择不说话。他就在那坐着，也不让我走，就让我在那呆着，他也什么都不说。”
“（妈妈）对我会冷眼相待，寡言少语，没句话，就是不带任何感情的感觉。”
“我干什么事笨了，比如找东西找不到，她带着我去找，找到了就会骂我，说我笨，‘这么简单还用教吗？’”
虽然学生们对这些经历记忆犹新，但他们往往不认为这是儿童虐待，反而会用“爸爸妈妈都是为了我好”来解释父母的行为。这使我们意识到，在打和骂的话题上，父母和孩子的体验都是矛盾的，在理论上很容易定性为“正确/错误”“好/坏”的问题，从情感和关系上，却是很复杂的。
在调研的基础上，我们引入了救助儿童会（瑞典）与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琼恩•E•杜朗特博士共同开发的《正面管教》家长课程手册，综合参考国内外的其他书籍和教材，尝试开发适合中国国情的家庭教育培训教材。
这个时候，我们将“正向教养”定义为“专注于养育者双方平等及共同的参与，积极为孩子创造一个没有身体和情感伤害、尊重他们权利的教养环境，继而培育亲子之间亲密而巩固的关系，并实现儿童潜力的最大化。”
救助儿童会开发的两本禁止针对儿童的体罚的手册，分别面向儿童和家长
家长为什么会打孩子？
从2015年开始，我们在广州、眉山、昆明、乌鲁木齐等城市，和社会组织合作，面向家长开展正向教养学习小组。在小组中，我们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家长，也了解到他们在家庭中遇到的各种挑战。
有妈妈说，她的丈夫常常用打的方式来教育一岁多的孩子，在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到被衣架打过的痕迹。有一次，她看到孩子也拿着晾衣架在抽打一个凳子。
有爸爸说，他希望能学到一些直接、有效的方法，让孩子乖乖听话。
有妈妈说，自己从小被家长打骂，婚后又常被丈夫责骂，自己难受时，常通过两个孩子泄愤，有次甚至把孩子打得都进了医院。
在和来自不同地区、文化、阶层、职业、受教育水平的家长交流的过程中，我看到了暴力管教的代际传递——很多家长是在打骂中长大的，当他们为人父母的时候，就认为打骂是一种有效的管教方式，以此来教育自己的孩子。
，我们也看到了许多“被困住”了的家长家长很爱孩子，却在教育的过程中打骂了孩子。冷静下来后，她/他会充满愧疚，决心下次要改变。，当冲突发生的时候，又会忍不住使用暴力。这样的循环不断侵蚀着家长的信心，内疚、无力和自我怀疑不断地告诉她/他你不是一个好家长。
，在正向教养的家长小组活动中，我们并不先和家长讨论他们的孩子，而是讨论家长自身。
在一开始，我们会邀请家长分享他们的家庭梦想——我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家长？我希望孩子、邻居/朋友怎么评价我？在家庭教育方面，谁是我的榜样，他/她是怎么做到的？
进而，我们引导家长看到维持生计、教养孩子等等给她/他带来的压力，以及压力产生的影响——什么事情会让我感到有压力？在有压力的时候，我的身体有什么反应，我的情绪有什么变化？处于压力下时，我容易对别人说什么或做什么？有压力时，孩子的什么行为会让我容易爆发？在压力情境下，我对待男孩和女孩的方式有不同吗？男性和女性在压力下对待孩子的方式有区别吗？
在我看来，一个人要照顾好孩子、家人，前提是要先照顾好自己。我们并不是劈头盖脸地怪罪家长“你打孩子是错的”，而是帮助家长有意识地观察自己的压力值、情绪变化，学会自我照顾，寻找适合自己的纾解压力的方法。很多家长告诉我们，当自己成为了情绪的主人，而不是被情绪所左右时，她/他能够更心平气和地和孩子交流，很少会无意识或控制不住就打骂孩子了。
正向教养导师互相练习非暴力的沟通方式
我们不告诉家长“怎么教孩子才是对的”
虽然很多家长都说希望在教养孩子上得到指导，但在项目开展过程中，招募家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除了时间有限之外，家长对于“学习”的紧张是更主要的阻碍。
在我们的成长经历中，学习通常被认为是一件“苦事”——老师会在课堂上指出学生的错误，学习之后要考试，不允许抄袭，考得不好还要被批评。，说到要学习家庭教育的方法，很多家长会自然地产生畏难情绪，害怕自己学不好、做错了。
事实上，和常规的教育不同，家庭教育没有标准答案，而是基于经验不断发展的。相比于告诉家长“怎么教孩子才是正确的”，我们更愿意和家长一起发现和“我用过哪些好的经验和方法”，并鼓励大家互相参考，模仿别人用过的有效的、非暴力的教育儿童的方式方法。
在我们看来，不只是孩子，家长也需要被肯定和鼓励。当家长看到自己的高光时刻的时候，她/他会变得更加自信，更愿意去学习别人的成功经验，更有动力去尝试新的方法；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也更容易走出来，与人讨论，经验，继续尝试。
这便形成了对于“赋能”的新的理解——不只是赋予技术和方法，更需要赋予使用技术和方法的信心。基于新的理解，我们在2019年更新了“正向教养”的定义，更强调鼓励和认可，提高家长的信心和能力，使家长愿意控制打骂孩子的行为，尝试非暴力的教养方式。
很多家长会说“学了正向教养之后，我知道不能打孩子，但情绪上来的时候，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就下手了。”这时候，我们会肯定家长的自我觉察和反省，引导他们允许自己的失败，接纳自己的焦虑，重新建立起和孩子之间的信任关系，慢慢地将非暴力变为一种习惯，实现“国际不打小孩日”所提倡的“请来试试看，至少在今天不要打小孩，或许你将会发现，今天过后的每一天，你都不需要打小孩了”。我们也相信，家长坦诚地面对挫折，在尊重的基础上和孩子进行沟通，也会进一步影响孩子，使孩子从中学会尊重和自立，使亲子关系更加亲密而稳定。
李东是正向教养家长导师，也是仁寿县心时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技术顾问。在一个家长小组上，一位父亲和李东说，今天的课程让他有了改变对孩子的教育方法、和孩子改善关系的想法，请李东帮忙出主意。李东对他的想法表示了赞赏，并请他回家后，就过去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向孩子真诚地道歉。这位父亲问“道歉有用吗？”李东说“试试吧，慢慢来，不急。”
当天晚上12点左右，这位父亲激动地给李东打电话，说他给孩子道了歉，孩子回到房间大哭了一场，等了一阵才出来。他给孩子递了一盒牛奶，孩子看了看父亲，用拳头捶了他一下，然后紧紧地抱住了父亲。在这位父亲的记忆中，这是孩子懂事以来，他们俩的第一次拥抱。
家长在正向教养小组活动上进行小组讨论
眉山有一群草根妈妈
从2015年到2021年，救助儿童会和政府部门、社会组织合作，在四川、云南和贵州等西部地区的农村和乡镇开展了400多场家庭保护服务活动，40,000多名家长和儿童受益。六年里，我们培养了200多名正向教养家长导师、儿童引导师，他们将持续在乡村开展家庭保护服务活动。
在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，有一群妈妈通过正向教养服务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“草根妈妈”。
王佳秋是仁寿县文缜小学的一名小学老师。2014年，她参加了救助儿童会在仁寿举办的正向教养家长导师培训。有一天，在陪孩子玩的时候，她想到可以把几个家庭聚在一起，孩子们一起玩，家长们互相交流育儿的方法。于是，她问孩子“你在班上有没有玩得好的小朋友呀？我们可以邀请他们家一起玩。”
最初聚在一起的5个家庭，儿童的主要照顾者大多是全职妈妈、单亲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。2016年下半年，家庭数量增长到了10个，王佳秋就建了个微信群，买了投影和其他设备，每个星期天下午在自家客厅里组织亲子活动。
随着家长们的互相介绍，群里的人数在半年内就增长到了500人。于是，王佳秋和几位伙伴一起成立了“草根妈妈成长教育协会”，定期组织周四亲子朗读、周五草根妈妈讲故事、周日亲子玩等等活动，开始和妇联、民政部门进行长期合作。
每周五的草根妈妈讲故事，是微信群里最热闹的时候。参加过正向教养小组的妈妈会分享自己学到了什么；有些妈妈没有学过正向教养，就分享自己带孩子的故事；也有妈妈会讲讲自己和孩子之间的问题，向群友们寻求意见。
一开始，有的妈妈、外婆、奶奶因为普通话有四川口音，不敢发语音说话，担心在几百个人的群里，自己说得不好。王佳秋就不断安慰她们“没关系，这个群里大家互相尊重，讲话和分享是安全的。你要是担心，可以先听听别人是怎么分享的，再说说你想说的。”
草根妈妈协会的志愿者会把群里的故事整理成文章，发在微信公众号上。对于很多妈妈来说，自己的分享被写成文章，既能给孩子起到榜样作用，也能让孩子看到自己在亲子关系上的用心。
作为志愿者之一的张海兰是一位单亲妈妈，2017年，她带着2岁的女儿从成都回到仁寿。在新环境里，她想给自己和孩子找到新的朋友，就开始参加草根妈妈协会的活动。
张海兰说，她以前脾气比较暴躁，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，压力很大。女儿只要一调皮、不听话，她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常常打、骂女儿，也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教养方式。
参加了5节正向教养小组活动后，张海兰意识到自己应该转变对待孩子的态度和方法。从那以后，每当孩子发脾气时，她会先站在孩子的角度想想“女儿为什么生气？是不是因为有什么需要没有被满足，有什么我没有了解到的？”接着，张海兰会再引导女儿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，在双方彼此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沟通。
慢慢地，张海兰开始和其他家长分享正向教养给自己和女儿带来的变化，吸引他们参加草根妈妈协会的活动，而她自己也从参与者转变成了志愿者。“我和草根妈妈团队一起组织过很多线下活动，县里头好多家长、孩子都参加过我们的活动。有时候我出去逛街、买菜，都可能遇到认识我的家长和孩子，他们离得很远就跟我打招呼，我就觉得很开心，很自豪。”在一次访谈里，张海兰和我们分享了她作为志愿者的成就感。
现在，正向教养的活动、草根妈妈们的故事都在仁寿县的官方宣传平台“大美仁寿”上得到了长期推广。草根妈妈和孩子共读故事的声音，也通过仁寿县人民广播电台，传遍了整个仁寿。
草根妈妈们在一起交流教养孩子的经验
外来务工家长如何更好地和孩子“在一起”？
在西部乡村开展正向教养服务的时候，我们接触到了许多留守儿童，他们虽然很少被打骂，却普遍缺少家长的陪伴和支持。在谈论到家庭教育时，外出务工的家长也只能很无奈地说“我怎么教她/他啊，我一年就回家一两次。”
虽然大多数家长都会尽可能多地和孩子打电话、，但因为不懂得如何沟通，只能问一问“最近成绩怎么样”、“吃的好不好”，久而久之，孩子也不愿意和家长聊心里话。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后，由于封城、交通管控等疫情防控措施，家长更难返乡，和孩子也就见得更少了。
除了留守儿童之外，还有一部分孩子跟父母一起搬到了城市。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，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人数达到了1429.7万人[2]，占流动人口子女的52.58%[3]。
新冠疫情也同样给这些家庭带来了更大的挑战。疫情使得外来务工的家长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，精神压力增加，打骂孩子的可能性也提高。居家隔离时，家长和孩子不得不在有限的空间里长期相处，更有可能产生矛盾和冲突。而在风险增加的情况下，社区对于家庭暴力的识别和干预能力却反而减弱。
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20年，我国有约2.86亿农民工，其中有配偶的占79.9%[4]。，在2022年，我们从农村转移到城市，进入以流动人口为主的“城中村”，并尝试和雇佣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企业合作，使正向教养服务进入到流动人口家庭中。
我们希望提高外来务工家长对亲子关系的重视程度，鼓励他们在努力赚钱养家以外，也关注家人之间的情感联系。事实上，许多家长并非故意不重视亲子关系，而是受限于“时间贫困”——每天的工作时间长，少有时间好好地陪伴孩子，更难以抽出时间学习家庭教育的方法。
，我们重新梳理正向教养的核心信息点，结合外来务工家长在家庭教育上最感兴趣的话题，设计成1.5小时的线上、线下讲座，开发短视频等学习材料，以期覆盖尽可能多的外来务工家长，为他们提供基础、有效的知识和技巧，并吸引其中一部分家长参加更长周期的工作坊。对于工作坊，我们也设置了6小时、12小时、20小时三种不长的课程，探索最适合外来务工家长的学习模式。
如果家长一周只有一天，或是一天只有一小时能够和孩子相处、给孩子打电话，那么，在短短的时间里，给孩子提供高质量的陪伴，或许正是流动人口家庭所需要的。